黄宏生早期与职业经理人最初的沟通，也曾出现过重大问题。从1995年与老同学胡秋生闹翻，再到2000年的“陆强华事件”，在外界看来，正是因为黄宏生的小气而导致了职业经理人纷纷离开。其中，陆强华带领150名营销骨干出走高路华，一度让创维走到了悬崖边缘。
而在陆强华事件之后，创维高层出走的场景仍在持续上演，陈矩添、郭腾跃、刘助、杨东文、刘辉阳先后离开。
黄宏生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这是黄宏生当时必须思考的问题。如果说，陆强华是因为个性而与所有的老板都无法和睦相处的话，那么其他高管为什么相继离开？
2000年，创维数码香港上市之初，黄宏生就拿出了15%的股权，来解决骨干持股问题，之后又采取了员工持股的措施，800位骨干员工得到了股份，持股员工占到员工总数的近10%。此外，创维各事业单元的经理还根据各自单元的业绩在年底领取分红，集团领导则根据集团的业绩来分红。这样的分红模式，在当时的家电行业也是独一无二的。
然而，高激励并没有让团队稳定下来，张学斌曾告诉记者，“由于陆强华事件后对职业经理人的不信任感增强，黄宏生将权力更多地集中在自己手中，权力空间缩小后，职业经理人的动荡也很自然。”
在张学斌等高管的多次谈判，特别是杨东文离开创维自己创业后，黄宏生终于意识到了问题关键，从2003年开始在确立了创维的管理流程和制度后，他慢慢就不再参与具体事务的管理，在公司内部与骨干开会时他不讲具体业务，而是讲企业文化和行业环境。
而在完成与职业经理人的权力分割后，黄宏生开始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创维集团的战略规划上，也在业余时间将自己在海南的地产业务做得风生水起。
过去20年间，中国民营企业的职业经理人与“老板”争利的案例，不胜枚举。
从最早的创维“陆强华出走”事件，到原国美电器原总裁何炬与黄光裕的决裂，再到“铁嘴”俞尧昌两进两出格兰仕，职业经理人与老板的利益分配，是双方争夺的焦点。
然而，在众多的争斗之中，创维创始人黄宏生似乎颇为幸运。在其2004年11月至2009年7月失去自由期间，以张学斌、杨东文为代表的职业经理人，不仅未觊觎其控制权，而且，在其出狱时，其个人资产已增值了10倍。当然，张学斌等几百名职业经理人，也因为期权激励而收获颇丰。
值得注意的是，黄宏生在创维的持股比例，与黄光裕类似。与黄光裕今天面临的众叛亲离的局面相比，黄宏生无疑是个幸运儿。而在这背后，是两个人性格的差异，以及与职业经理人关系的巨大反差。
当然，他们面对的职业经理人，亦迥然不同。对于张学斌等创维的职业经理人来说，拥有几千万股期权，已很满足，不会觊觎公司控制权，但曾经身为永乐电器董事长的陈晓，是否拥有同样的心境呢？
2004年11月28日，香港创维数码董事局会议前，香港廉政公署突然出动拘捕了黄宏生、黄培升兄弟，而张学斌等执行董事也被叫往廉政公署协助调查，最终黄宏生于2006年7月被判处6年有期徒刑。
黄宏生的意外入狱，让创维经历了一次生死考验。除了深圳市政府出面请来了赛格集团前董事长王殿甫出任创维集团董事局主席，以王殿甫、张学斌以及回归的杨东文为首的职业经理人承担起拯救创维的重任。
在2004年11月到2006年7月的一年多时间内，黄宏生需要应对的是不断的官司开庭和聆讯，虽然借助2005年参加全国两会期间提交了保护民营企业的提案，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其个人入狱的命运。
与黄光裕不同的是，黄宏生入狱后，其夫人林卫平进入了创维数码的董事局，并出任了创维集团的副总裁。而作为大股东的代表，林卫平很出色地处理了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关系，无论是老将王殿甫、丁凯，还是中生代的张学斌、杨东文。
而身在狱中的黄宏生，也一直关注着创维的发展，其间，其还三次给创维数码董事局写信，指出创维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不过，2007年10月，黄宏生的一封信，曾经在创维引发轩然大波。在这封信中，黄宏生罕见地表达了对管理层的不满，指出“创维病了，而且病得不轻”，并提出，要管理层大幅裁员来降低成本，并拿出当年节省下来成本的一半奖励有功劳的员工。
这封信，一度让张学斌等高管陷入被动，但之后，黄宏生主动选择了“收声”。
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的近5年时间中，除了负责海外业务的几位高管有了变动外，创维的核心高管团队始终保持着高度的稳定。
目前持有创维33.45%股权的黄宏生，在经历了两次大事件后曾经表示，“经过这么多事情，我终于想通了一个道理，企业小的时候百分之百的钱都是自己的，企业大了以后，一切都是社会的。对这个社会资源，我只不过有决策权，而使用权和所有权，并不完全属于我。”
他还称，“在这种大的财富里面，如果只有我一个人，很可能不小心决策不当，导致企业的失败。但如果引进人才，逐一授权，监督管理，培养人才，肯定能发展。而不授权，搞独裁，企业肯定是死路一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