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学徒”
朱敏再次开始创业，是1991年，距1976年他告别宁波东乡的外包工厂，已有15年。虽然1984年到美国后，他只用了一年时间就读完硕士学位，并放弃了攻读博士学位，但他融入美国社会所需的时间要长的多：他说自己用了5、6年时间彻底掌握了口语，用了更长时间习惯了直呼其他人姓名等美国风俗。这一期间，他再次自己动手盖了房子，并从公寓看守变成了普华永道的副科技官。
就像他曾经几次变换自己的身份，这一次，他的“发明”与早年的车床和搅拌机相去遥远：一种被复杂命名为“多点式资料协同处理软件”（mutli-point document collaboration software）的技术，也就是日后用户借助网络互动的早期概念。就这样，在40岁的年纪上，在中国学习拖拉机制造专业的朱敏成了美国网络业最早的试水者。
这是一家名为未来实验室（futurelabs），却没有赢得未来的公司。因为成为了微软的直接竞争对手，它最终在1994年以1200万美元售予quarterdeck公司。类似被微软倾轧的失败故事，在美国市场并不罕见，唯一难得的是，朱敏没有手持出售公司所得的400万美元宣布游戏结束，他开始了对于这次创业教训的苛刻反思，并将错误指向自己。
最可改善的教训在于选对合作伙伴。事后朱敏承认，创办未来实验室时，他只知道要找一个负责生意面的合伙人，“但我不知道商业还分做市场、做财务、作销售、做投资、作人力资源……我当时以为除了做技术的就是做生意的。”他找到的出自惠普亚太区的前高管，无论从公司背景，还是个人经历，似乎都与中国背景的自己有所默契。但真实情况是：对方在亚洲的资源在美国几乎无效，而且惠普的销售方法在一家创业公司也并不适用。
这让他在再度创业时谨慎许多：在quarterdeck的锁定期，他与团队中数名高管深入沟通，试探每个人的合作可能性。其中，印度裔的前苹果中层苏布拉•埃亚（subrah iyar）展现出的战略眼光、市场经验让朱敏印象深刻。有三个月的时间，两人每天下午一起散步三个小时， 谈出了很多共识，比如未来公司应该把一部分研发工作挪至成本更低的中国——这最终让朱敏放弃了找个白人伙伴的念头。即使如此公司成立后，两人仍协定每天至少共同工作半天时间。
朱敏自然不会忘记另外一个大教训：避开微软的锋芒。1996年他和苏布拉创办网讯时，将公司定位为“一个知识工人用的可视的呼叫中心”，而其产品，将构架于微软的视频会议平台之上。
这个由基础业务运营商转型为增值业务提供商的战略定位，理论上合理，但在现实中并不见效：微软的视频会议技术netmeetings自身仍不成熟。就这样，网讯被夹在了两难困境之中：继续依附于微软，前景难料；如果想加速发展，则要成为微软的敌人。
另外一个现实压力是，1996雅虎上市之后，硅谷的网络公司们并入了通往资本市场的快行线：仅网讯所在的办公楼的两侧，就有junglee和hotmail以3、40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的现实传奇。浮躁环境下，朱敏不可谓不寂寞。他也自问能否快一点做出成绩来？但答案并不乐观：在针对普通用户的网络应用刚刚兴起时，可想而知企业级的网络应用需要更多培育育市场的时间；而自己和苏布拉的年龄偏大，从视频会议进入即时通讯等领域，技术上可行，对年轻人市场的理解与把握能力上不可行。
唯一的选择，是与微软进行价格之外的竞争。但只是找出一套可行的商业模式，就用了两年时间。最终，网讯以游击战的方式，逐个游说大公司的小部门，每每以低于该部门自行运营微软netmeetings的成本销售更高质量的服务。等到小部门被渗透到一定数量，再游说取得该公司的完整合同。就这样，网讯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方法逐一击破波音、通用电气、通用汽车等微软大客户，宣告了反击微软的成功。
“蓝海在哪里？蓝海不是没有竞争的市场，而是在同一个市场找到不同的商业模式”，朱敏说。他的另一个比喻是：如果对手的陆军强大，就用空军打；陆军再强大，因为其招聘、培训、考评都是陆军的体系，就无法转型成空军。
但网讯的生存压力并没有缓解。2000年公司上市后，旋即经历了纳斯达克崩盘，其股价从最高时的51美元变成了不足9美元。而且，当时公司尚未盈利，每季度要烧掉2000万美元，如果接下来的4个季度中无法赢利，公司将破产。
炒掉了cfo后，从未学过金融的朱敏接手财务。他希望通过阅读账目，寻找不合理的花销，但每天带回家的账目都像“天书一样”。
像以往遭遇挑战时一样，朱敏再次发明解决问题的方法：怕裁员影响公司士气，他在全公司1000多名员工中只解雇了一个人：报童。因为公司上下所有人都从有人送报送信变成了被迫自己到前台取信，公司对于成本节约的信息有效却不生硬的传递了出去。而且，每周朱敏会从一个部门找一个成本失控的小事件大加斥责，进一步传递压力。很快，全公司需要签字的支票数量缩减为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