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翔 吴锋
破解国际标准游戏规则为avs工作组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铺垫作用。
avs的创新不仅体现在技术上，它还开创了一条技术、标准、知识产权协调发展的道路。
破局专利丛林，avs成功蜕变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国家标准。
在创立已有十余年的国际标准体系之外再做一套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avs标准，这在当年曾经被外界刻薄地比作“痴人说梦”，然而，avs却做到了。在十年磨砺、闯过三重门之后，它成功蜕变成为国家标准。
它是我国第一个音视频领域的基础性标准，对数字电视、iptv、视频通信、手机电视、闭路监控、激光视盘机等产业将产生深远影响，然而它却常常被淹没在各领域此起彼伏的利益竞争之中，其产业化的进程也遭到业界质疑。
它首次绕开了竞争性国际标准mpeg-4/h.264上百项的专利丛林，在被高昂的国际专利费用困扰的中国企业中响亮喊出“一元人民币”专利费用的超低价格，然而在4月26日“世界知识产权日”到来之际，作为国家标准，它却仍被猜疑是否真正解决了专利问题。
avs，中国数字音视频编解码技术标准，虽然于3月1日已经作为国家标准正式实施，但从研发伊始就饱受质疑：起步就比mpeg系列国际标准晚了十余年，avs能否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在avs目前的60多项专利中，90%是中国人自己贡献的专利技术，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标准，然而与以一家机构研发投入为主的中国标准制订策略不同，从成立之日起，avs就面向全世界机构开放，50项专利也分属于全国近10家不同机构。
在利益纷争激烈的标准争夺战中，avs的知识产权组组长竟然是竞争标准mpeg系列mpeg-1标准主编、mpeg-4工作组首任主席cliff reader博士。
虽然mpeg工作组于1988年就已经成立，但2002年才正式成立的avs工作组首创的标准专利池与标准同步进行、专利收费限定总额度的创新规则，已经被mpeg组织和itu国际电信联合会所看好和借鉴。
这不由得让人吃惊，avs标准工作组的核心成员到底是怎样一个团队？在采访了avs标准工作组总组长、秘书长、部分分组组长之后，记者发现他们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科研院校教授，他们中的多数现在还带着硕士生或博士生，为人师表，儒雅谦恭。然而这也成为业界对avs产业化质疑的一个因素：“科研院校能做出符合用户需求、企业需要的应用标准吗？”、“企业贡献专利不多，能有进行产业化的动力吗？”……在标准就是利益的大潮下，正是这些学者倡导avs开放透明的原则，减少了内部利益纷争。在当时企业走贸、工、技道路的大环境下，也只有这些学者掌握了国家自主创新的技术。
但他们又是不同于一般大学教授的市场型学者。被称为新学院派的他们，比企业更为单纯地关注技术本身与产业的需求，他们是最早发现国际合作重要性的人，也是最早冲出国门了解国际标准组织游戏规则的人。他们甚至比很多企业家更富有商业头脑：在中国企业饱尝高昂专利代价之苦的时候，avs制订之初就设立了标准专利池，抛出一元专利收费的诱惑；他们成功邀请竞争标准mpeg-4的首任组长加盟avs，以此更为高效地解决与mpeg系列之间千丝万缕的知识产权与专利问题。
与td-scdma的绝处逢生、wapi的几起几落相比，正是这些新学院派的专家学者让avs一路过关斩将。从1996年中国音视频专家与国际mpeg标准组织联系开始，到2006年中国第一个音视频领域的国家标准正式出台，avs经历了怎样的十年？从最初的33家成员单位到现在超过130家国内外机构加盟，avs又有什么样的幕后故事？在专利丛林中摸索，avs又能如何成功绕开专利权人的“围追堵截”？
时间：1996年到2002年初
一重门：破解国际标准游戏规则
不懂国际标准的游戏规则就只能当旁观者，而无法主导甚至参与。
标准是企业和国家利益的体现，标准的产生是一场斗争。看似开放透明的国际标准，制订过程又有多少秘密？新学院派成了第一批破解国际标准游戏规则的中国人，而这些经验后来被移植到中国自己的标准avs当中。
我被当成日本人
1997年10月，瑞士fribourg市，这里正在召开mpeg国际标准组织第34次会议，然而，这却是中国人第一次参加mpeg技术大会，而且仅派出中国科学院计算所高文教授一人单枪匹马“闯”入会场，他后来成为avs标准工作组组长。
一个至今让高文记忆犹新的场面是，他与mpeg主席意大利人leonardo博士的第一次交谈竟是用日语进行的。会议间歇高文主动上台和主席打招呼，leonardo一看到高文便说起了流利的日语。原来高文和leonardo竟然同是日本东京大学的校友，以至于下轮会议快开始的时候，他们还在为相见恨晚的校友关系而寒暄。
最后leonardo才问：“你来自日本哪里？”
“我是中国人，来自北京。”
leonardo一脸吃惊：“你是第一个参加mpeg会议的中国技术人员。” leonardo马上又改用中文和高文打招呼，“以后我们与中国的联系全靠你了。”
leon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