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电子科技大厦，我们见到了凯达电子公司总工程师董涛。十年前，他研发出国际领先的无线数字扩频模块而声名远播；如今，他推出全球首款64位sip芯片在业内又掀波澜。在军中他是一位功绩显赫的上校，从事各种军事项目的研发，屡获殊荣；在商场，他担任过ceo、cto、总经理、总裁等职务，拥有多项国际、国内发明专利。本期，《电子工程专辑》的编辑将与董涛面对面，聆听他的传奇经历，分享他对技术和市场的看法，以及如何善用多方资源实现既定目标的经验。
作为东南大学的博士，您是怎样参与创办凯达电子的？又是怎样把学术背景与实际工作相结合的？
凯达电子的投资方来自郑州，技术方是以我为代表的“董涛博士设计室”——主要人员来自东南大学、清华、西电等高校，以及硅谷的同事和其他国内外同行。由于双方合作融洽，投资方对我们非常信任，已将研发、采购、生产和销售都交由我们负责。
博士学习对我从事ic研发帮助很大，但我并不是纯粹搞理论研究的。1989年研究生毕业后到2001年读博士这十二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在从事研发、工艺、生产和工程等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工程、产品经验。实践经验与学术背景的结合，使我很少犯一般理论研究者做工程、产品时常犯的错误。
it研究人员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主要致力于理论研究如先进的算法等，一类是工程派。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例如td_scdma标准，没有高水平、数学功底非常深厚的教授作算法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反之算法完成后，必须依靠搞工程的人用工程方法把它做成产品。
目前在中国，高校和工程实际、产品存在脱节，一些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往往集中在高校和研究所，实现产业化的不多。近年来我一直致力于把高校的先进算法和成果用实用、低廉的产品形式实现。我的原则是：第一“实用”，第二“便宜”，一切都围绕着这两点来做。
您通过什么途径实现产品的低成本？
实现产品低成本除了技术上的因素以外，最重要的就是对资源的理智利用。通常理论研究者除非有特殊的工程背景，原则上不要让他们做产品；反之，企业不到万不得已也不要去搞基础研究如算法等。我们的优势就在于理智利用两方面的资源，并以fpga验证板以前、之后的工作作为基础研发与产品化的最佳分割点。我是东南大学的博士，需要什么算法、理论，可以请专业教授帮忙验证，以非常低廉的代价就能解决问题。这些算法、理论在企业里往往是难以逾越的障碍，但在专业教授面前可以轻松解决。但流片一定要找工程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我对ic行业做后端设计的公司比较熟悉，layout和后期仿真可借助他们的经验去流片，极大地避免了工程流片上的失误。目前，深圳的ic产业政策非常规范和优惠，在提供mpw等服务的同时政府给予40-60％的补贴，借助这一操作方式能为ic设计公司节省不少开支。东大射光所的mpw还可能有免费流片的指标。
善用资源带来了多赢的局面：公司的投入产出比达到最高；为大学提供社会所需的研究课题和资金，在ic产业基地流片可得到政策方面的优惠。从产业角度讲更需要善用资源，因为中国ic产业自主研发提倡产、学、研结合，就需要牵针引线地把多环节的潜力挖掘出来，整合在一起，并实实在在地推广到产业界。
您为什么选择做64位sip而不选用soc技术？开发sip会遇到什么挑战？
全球做税控机芯片的厂商大多采用soc方案，若想在竞争中取胜，另辟蹊径走sip之路应是上策。选择做sip也从《电子工程专辑》的一些技术文章里受到了启发。
相对soc，sip不仅具有成本优势，而且能集成多种功能，灵活性也毫不逊色。目前全球尚无一家芯片公司的soc有实力实现一个计算机系统的功能，凯达sip芯片则将64位cpu、数以gb的ram、flash、bios、pcb、os和应用软件一网打尽。它外表是一颗芯片，实际上相当于一台完整的计算机系统。同时其可裁剪性极强，能根据客户需求增减相应的功能模块、配置。在软硬件开发方面，使用soc一般需要高水平研发人员完成复杂的工作流程，而使用sip只需编写应用软件和调试系统。sip在大幅降低元器件成本的同时也降低了生产成本，例如，常规工艺生产税控机需依靠波峰焊、回流焊、专用检测设备及配备有工程师、工人的流水生产线，现在只需一把螺丝刀，同时将厂商的售后服务维护成本降到最低。
把一颗芯片做到内部的价格比在片外买一颗芯片便宜100倍左右，例如usb芯片做在内部晶圆成本为2-5美分，买usb芯片则至少需2美元。此外，不管你算法如何复杂、在片内集成多少功能，晶圆厂只按wafer的面积尺寸收费，所以在不影响良率和品质的前提下，能做到片内尽量做到片内。
选用64位cpu也是考虑到总体成本因素。有人曾质疑税控机用64位是牛刀杀鸡，采用64位内核与采用32位内核单芯片成本差异不到6美分，但一笔光罩的费用非常昂贵，因此不如做一款高端芯片，把未来五到十年可能使用的功能全部集成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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