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自诞生之日起就饱受争议，只不过凌志军的新书再次把这些争议推到了公众面前。其中两个焦点是：中关村的发展模式该不该以经济总量为目的；对“一条街”的房地产开发是不是破坏了中关村的原生活力
媒体近日披露了一则北京市官员落马的消息。新闻主角是中关村的“父母官”——北京市海淀区区长周良洛。据《财经》杂志报道，周是在有关部门查办北京地产商人刘军案时被牵出的。巧合的是，刘军去年夏天案发，是因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案。而刘志华被调查前除担任副市长外，还兼任中关村管委会主任。
两位中关村的主要领导相继落马，在科技园区引起不小震动，也给中关村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关村创业者对本刊说，“政府官员的营私、腐败，以及权力介入市场，损害了中关村公平竞争的规则。”
两本针锋相对的书
事实上，中关村自诞生之日起就饱受争议，只不过凌志军的新书再次把这些争议推到了公众面前。
迄今为止，叙述中关村的书籍很多，但真正对这一区域做系统梳理和评论的只有两本。一本是凌志军的《中国的新革命》，另一本是“互联网实验室”和“博客中国”网站负责人方兴东的《中关村失落》。从书名不难看出，凌、方二人对中关村做出的结论是相反的，一个认为它代表着一场方兴未艾的“新革命”，而另一个则认为它已经“失落”了。
凌志军说，他并不认为中关村的发展是光明一片，其中也有“阴暗和混乱”，但他坚信中关村发展的主线是上扬的，是充满生机的。这一观点可以从下面的故事得到佐证。
2005年的一天，凌志军来到位于中关村的清华创业园a座302房。在这里，他看到了一间装着38家公司的屋子。“每家公司只不过占有其中一个方格，由一张简易电脑台和一把转椅组成，和大公司里那种员工座位没有什么差别，只不过，在通常镶嵌员工姓名的地方贴着公司名称……他们是老板、会计，还是自己公司惟一的员工。只要花500块钱就可以在这里坐一个月，而他们在这里的时间通常不会超过半年。”“很多人失败了，但总会有人成长起来，扩大队伍，搬到楼上。那里有单间办公室，沿着走廊排列，是为他们这些人准备的……12个月、也许18个月之后，这些公司中的大部分也会垮台，但必定有几家继续成长，搬到更大的写字楼去，占据整整一层。”
凌志军把这个故事放在了书的前言中，足见这个场面对他震撼之大。“所有这些构成了中关村的故事，也成为这个国家历史的一部分。”
《中关村失落》出版于2004年8月。这本书的核心观点是：中关村已经不再是中国高科技创新的中心，中关村已经无力领导中国的高科技走向。“近3年过去了，”方兴东接受本刊采访时强调，“我对中关村的这一基本看法并未因时间推移而改变。”
“我说的中关村失落，并不是说中关村完全丧失了自己的优势。毕竟这么多年的积累，这么多高校、科研院所聚集在这里，要想找出几家好公司来并不难。”方兴东说，“我说的失落指的是，中关村在中国高科技产业的格局中丧失了中心地位和领导地位。”
让方兴东做出上述判断的理由很多，以互联网为例，2003年底以来，互联网走过“冬天”开始回暖，进入新一轮黄金时期。携程、灵通、盛大、腾讯、搜房、百度、tom、慧聪、阿里巴巴、e龙等网站相继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然而，除慧聪和百度，其他网站几乎都与中关村不沾边。”方兴东说，除此之外，在硬件、软件和通讯等领域，中关村也眼睁睁地失去了领导权。
“我认为形势非常严峻。”方兴东说，90年代，中关村的优势是绝对的。但这几年，随着上海、深圳、杭州、武汉等地在高科技领域崛起的势头不断上扬，中关村的领导地位正在逐步丧失。
早期中关村：民间推着政府走
虽然凌志军和方兴东观点针锋相对，但两人对中关村前期的发展，具体说就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兴起，则没有分歧。1980年10月，以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陈春先为首的几个科技人员，成立了“等离子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以一种准企业的方式尝试科技成果直接转化为社会生产力。1983年，服务部发展成“北京华夏新技术研究所”，其实是我国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此后，中关村的科技企业、科技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凌志军强调，80年代中关村的公司群和商业体系，是在政府管制的缝隙和漏洞中创建起来的，与70年代末期安徽小岗村农民发动的“革命”如出一辙。这里的每一个进步，并非政府率领民间向前走，而是民间推着政府向前走。
中关村当年备受争议的还有当时的商业模式，而这也已成为公认的国际惯例。“代理商—分销商—零售商”是全球计算机产品销售模式中通用的商业链，也是今天中关村的商业模式。但90年代初，中关村只有“批发”和“零售”两种销售方式，都是被动地坐在店里等待顾客上门。1992年4月，现在“联想”的领军人杨元庆找到了中关村一个叫“鹭岛”的小公司做自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