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舍
至少事后看来，朱敏的人生有很多种可能：如果他没有前往美国成为网讯的创始人，他可能成为江浙一代的民营企业家，或者从宁波起家的地产商人——这正是这个故事最富魅力之处：一个人可以通过个人努力，获得选择自己人生路径的自由。
在东乡“承包”修车业务后，朱敏在当地获得了“脑子活”的名声。到1974年前后，江浙一代不少地区开始尝试办厂，他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宁波东乡的技术厂长人选。
机会相对清晰：给上海做制造外包（即使那时他并不可能知道这个名词），从事机械、塑料、胶墨等小五金生产。但困难却不明确，因为“根本不知道怎么办厂”。
首当其冲的困难，是缺乏原材料。当时国家物资局统管全国资源调配，采购生产必须的材料必须通过物资局。对于宁波东乡这家草根企业，这太过遥远。
盲打误撞中，朱敏打听到甘肃白银有中国最大的铜矿，他随即决定跑到当地去采购，并直接找到当地的党委书记。朱的沟通方式是，在牵强攀上“老乡”的关系后，先询问对方的需求。对方的答案是：“我们什么都好，就是想吃鱼。”继而，朱敏问：“能不能拿鱼换铜？”就在对方犹豫时，朱又补充一句：“能否让工人们周末加个班？”
就这样，朱敏用从舟山渔场临时采购来的带鱼，换到了白银铜矿的工人们周日加班生产的铜。用类似的方法，他跑到江西南昌换来钢材。得悉当地孕妇有吃墨鱼干的习俗，且分配到每一家的2斤墨鱼干并不够用，朱敏再次跑到了舟山渔场。
与此同时，还要解决技术工人的来源问题。朱的判断是，当地乃至宁波都可能没有，只能去招聘。但难处也很明晰：那些真正高级的技术工人，是不可能跑到乡下生活、工作的。从权之选，是遍寻上海的因私生活不检点而被工厂开除的“坏分子”，虽然当时社会普遍因他们品行不端而加以歧视，但朱敏却相信他们有所价值：“坏分子”们大多是精力充沛、脑子灵活之人，而且经历过劳动改造，在上海找到新工作并不容易，迁居的成本就很低。
还有生产设备问题。朱敏所承接的生意，大多是为出口非洲的缝纫机、卷烟机生产零件，因为这些出口属于“支援非洲兄弟”的国家行为，必须保障质量，为此，朱敏对对方承诺：设备很先进——实则这些设备都是仅接受过高中教育的朱研究图纸后，因陋就简设计出来的。如果说这些手工制作的车床、铣床有何特殊之处，那就是设计时，朱敏格外在意一条标准：他不希望只有技术工人能操作它们，而是初中毕业的女孩也可以立即上手。
担任技术厂长的三年间，未满30岁的朱敏几乎完整训练了自己构建业务、组织队伍、流程化生产的能力，同样，他享受到了其中的乐趣。工厂的收入从零做到了近20万元，在当时，这是颇为可观的收入。
但到了1976年，朱敏还是决定离开东乡返回宁波市。理由极为简单：儿子朱磊已经6岁，到了上学的年纪，朱敏希望他能接受城市里的教育。返回宁波的代价，不仅是放弃厂长的职务，还有重新回到社会的底层。他成了宁波市的建筑工人，每天负责混水泥，然后用桶搬运到脚手架上。
“我‘火’的要死”，朱敏承认，身份的落差让他极度不快。在回到宁波市之前，他已经仔细思考过放弃当时身份的结果，并非没有恐惧，但他“还是想明白了自己要做什么”。不久后，他以“自己能一天打一扇门，也会做窗户”为理由，毛遂自荐成为“技术工人”，甚至为工程队设计并自制了水泥搅拌机。
业余时间，为解决全家的住宿问题，朱找到一套老房子，以450元买下，在原有位置上盖出了两间房，并转手将一间以500元卖出。这次成功的交易，甚至让朱思考着把宁波城里的空地陆续买下，自己盖房后售出。
当然，如我们所知，朱敏没有成为包工头或房地产商，因为他再度放弃了当时的生活状态，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并在1984年获得了前往美国斯坦佛大学读书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