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政军群企事业高级干部、中级干部、基层干部都属于公权力部门这个范畴。父亲曾经担任过党政机构和企事业单位干部的总人数是33，占总比例是15.6%，其中绝大多数（21人）是基层干部。其中只有两名企业家的父亲可以被算作是高级干部：恰好一名是所谓的“红色资本家”后代荣智健，另一位是所谓的“红色贵族”王健林。荣智健父亲荣毅仁曾于1993到1998年担任国家副主席。王健林的父亲曾经担任过西藏自治区的副主席。
另外有10人的父亲是中级干部，他们是陈宁宁、潘石屹（夫妇）、马化腾、朱保国、张涌、黄茂如（夫妇）、戴皓、黄怒波、张克强和刘长乐。虽然这些人的创业经历各有不同，但都很明显地受到其家庭背景的优惠。另一方面，即便将这些父亲是高级和中级干部的企业家算上，也一共只有12人，不到总体的6%。大多数企业家的父亲，如果是在党政军群和国有企事业单位担任领导职务的，是基层干部。符合这一范畴的，有21人。
荣智健的故事最为典型。如果只是考虑其创业时父亲的职业，他当然可以被认为是出身于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家庭。但另一方面，他的父亲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就被认为是中国最富有的“民族资本家”。而在1949年之后，也很长时间被视为“红色资本家”的典型，受到党和政府的重用。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些红色资本家及其子女，又开始了家族的财富积累过程。
荣氏家族并不是唯一一个在改革开放之后“重新开始”家族在大陆生意的“民族资本家”。在笔者的数据库里，虽然这样的个案只有1个，但大量公开的报道显示，未上榜的富豪还有很多（比如王光英家族、王征家族）。此外，虽然有一些人的祖父辈并没有荣氏家族那样显赫，但在1949年之前，也仍然属于富裕家庭。其中最有“戏剧性”的故事可能要数陈丽华。
满族人陈丽华，是正黄旗后裔，但读到高中便因家境贫困而被迫辍学，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迅速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宗庆后的故事则代表了另外一种类别：民国时期非共产党背景的公务员家庭。宗庆后的爷爷是张作霖的财政部长。父亲在国民党政府当过职员。
1949年后，家庭非常贫困，父亲找不到工作，全家只靠做小学教师的母亲的工资度日。1963年，初中毕业后，宗庆后到一个农场工作，一直到1978年，33岁的他才回到省会，在一家校办企业做销售员。1987年，宗庆后带着两名退休老师，靠着“承包”校办企业经销部，这才走上了创业的道路。这方面的例子还有运良-华丰集团董事长任运良。
富豪创业的初始部门与其所学专业越接近，说明其所学的专业文凭在其致富中的作用越直接。可以发现，理工科毕业的企业家的创始部门，大多数与专业有着一定程度的联系。这在计算机行业表现得最为明显：计算机-电子类专业毕业的12个人中，除3人创业于房地产业、1人创业于批发零售业之外，另外8人的创业部门均为计算机相关行业，且至今都以此为主营业务。
医药行业的专业对口也很明显。6人中，有4人从事医药制造业，只有1人从事房地产业，还有1人从事“装备制造业”，但生产的也是医疗设备（明金星）。因此可以认为6人中有5人都在从事医药相关类产业。此外，其中有一人有中国工程院院士头衔（吴以岭）。可见这个行业对“技能”的要求。
农学与初始行业的关系也很密切。4人中，1人从事装备制造业（农业机械），2人从事食品制造业，1人从事木材加工业，均为专业对口。
生物化学类也是如此。6人中，除1人从事批发与零售业以及1人从事商业服务业（唐万里）之外，1人从事食品制造业，3人从事医药业。也是高度的专业对口。
相反，学人文、经济、管理的企业家的创业部门，大多与所学专业的联系并不紧密。37名这些专业毕业的企业家中，几乎没有从事与本科专业相关行业的。例如，学习人文学科的15人中，有1人从事装备制造、1人从事建筑业、1人从事计算机、1人从事批发零售、1人服务业、1人制药业、3人从事批发零售业、6人从事房地产，非常地分散。学习经济和管理的21人，3人食品工业、1人装备制造、2人计算机、1人住宿餐饮、1人商业服务、1人石化业、5人批发零售、2人金融业、5人房地产。与专业最没关系的，是房地产业。有21人的创业部门是房地产业，其中仅有1人学习的是建筑学，而学习人文学科和经管类学科的，则分别有6人和5人。
在美国，许多百万富翁喜欢向公众诉说他们白手起家的故事，中国的一些企业家或商业传记作家也喜欢向公众展示他们奋斗过程中的艰辛。另一方面，许多社会公众认为中国富豪的发家背后必定有达官显贵的影子。笔者的数据发现，至少对这些第一代“笔者所知的最富有的私营企业主”来说，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是从小企业起家，抓住了历史的机遇，从比较贫困的家庭的孩子，成长为中国最有钱的阶层中的一员。
当然，这些人“卑微”的社会起源，不能够被夸大。至少有10%的“第一代富豪”实际上来自于现有体制中的上层家庭，或者因为“革命”而“被中断”的前富裕家庭。此外，来自“非核心家庭成员”的支持，尤其是婚姻、母系、海外关系的支持，也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一些人在很早的时候，就通过各种渠道移民境外，并极大地受益于20世纪80年代的价格双轨制、“倒爷潮”和对“外商”投资的特殊照顾政策。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大多数的富豪在创业之初的“启动资本”虽然绝对数额在今天看来非常少，但在当时，仍然是一笔不小的资本。而这些启动资本，也与他们的家庭网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文化资本的作用同样不能忽视。有超过一半的第一代企业家接受过大专以上的全日制教育。尽管理工科“专业对口”的比例在创业第一份工作中体现得非常明显，但教育所带来的效益，也许并不尽然体现为经理人的技能这样的直接“人力资本”收益。对许多人来说，高等教育的作用是“间接”的：通过当时尚属公平的高考接受高等教育，成为他们得以在毕业之后进入“体制内”的入场券。
今天中国的环境之于过去已经有着很大的不同。一些对社会流动持悲观态度的人也许会认为，未来不再会大规模出现出身社会底层的富豪。笔者现在无法预测在未来，比如二十年里，最富有企业家的构成和来源是否会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这取决于太多不可确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一个健康发展、有活力的经济体中，总会有一部分来自社会中下层的人——也许他们的出身不会过于“低下”，通过奋斗，成为新的经济精英。这也许正是中国梦的意义所在。
伴随着中国经济在过去30多年里的腾飞，一批超级富豪也逐渐壮大。从经济角度来说，《福布斯》2010年的全球富豪榜曾估测中国亿万富翁的人数列全球第二，仅低于美国。如果说这算是一种“荣光”的话，
那么，从社会角度来说，媒体和公众对这些人的评价却呈现出两种极端：一方面，一些人认为他们大多是“官商勾结”的暴发户，另一方面，也有人对富豪们“艰苦的创业经历”顶礼膜拜。这种两极分化的评价背后的问题是：中国的超级富豪到底从哪里来？
我们选择的富豪来自：在“胡润富豪榜”和“福布斯富豪榜”主榜上从2003到2012年，所有曾经在胡润或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榜上出现过的有效个案数，合计211个。虽然不少人对“富豪榜”嗤之以鼻，但我们接下来的分析，只是对我们目前“所知的最富裕的中国私营企业主群体”（the visibly richest chinese private entrepreneurs）的分析。
而且富豪榜“原始”的数据并不能直接拿来使用，必须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清理和重新资料搜集（比如清除了曾好几年都出现过的一些个人信息极度匮乏的神秘人物，以及杨惠妍和李兆会那样的第二代企业家。其中杨惠妍的个案由其父亲杨国强代替。）
需要指出的是，这211个个案，既有企业家个人，也有企业家组合。这些组合大多是以夫妻档（19对）、父子档（4对）、兄弟档（4对）的面目出现，间或有母女（1对）、父女（1对）组合；而更多的则是以“某某家族”的形式出现（16个）。
这是中国的富豪榜相比较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比如俄罗斯、匈牙利、波兰）的富豪榜的一个“特色”；而其背后所反映的，则是中国家族企业的兴盛以及家族企业内部复杂的产权结构。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家族成员都会被“捆绑”上榜。有些企业是父子创业，但只有儿子上榜，比如戴皓。
还有一些兄弟是被分开上榜的。除了刘永好和刘永行等四兄弟、吕向阳和王传福（表兄弟）外，还有黄光裕的胞兄黄俊钦、唐万新的胞兄唐万里、张茵的胞弟张成飞。能够分开上榜的，也一般都是“分家”之后股权比较清晰的案例，或者创办了其他的主要业务。更多地出于实用的考虑，只保留这些组合的第一个人的名字，对另一人的信息不再搜集。
这211人的平均年龄是53岁，绝大部分是男性。我们区分了“先驱”和“后来者”，分别指的是1992年之前和之后创业的人。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不管是“先驱”还是“后来者”，他们创业的年龄均值都很年轻，分别是29岁和32岁。http://yhx01.51dzw.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