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贩卖大麻或海洛因，被逮住后会被关进监狱甚至处死。如果我贩卖盗版产品，能获得更大的利润，却什么事都没有。
——戴马克(美国电影协会北京首席代表)
记者 袁 蕾 实习生 黄冰如
“在菲律宾，50个警察在这边射击，盗版分子在另一边用枪反击；在印度，我们两名员工被贪污的警察关进了监狱，长达3年我们没法把他们救出来，因为警察贪污了；在马来西亚，盗版团伙的人在街上用枪袭击一名警察，结果子弹掠过警察，击中了一名在餐馆里吃晚饭的人。”美国电影协会驻北京首席代表戴马克说。
戴马克是一个光头，他身形消瘦，每当谈起“利益数以十亿计”的盗版，脸上的笑容就会荡然无存。“他们是很危险的犯罪分子。”戴马克反复强调这句话。
在戴马克眼里，打击盗版不是一份朝九晚五的办公室工作，而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行业”：“有人因反盗版而遇害。两年前，我们在马来西亚的一位员工，独自外出工作，在她的住所，汽车被砸，电脑被偷走，女佣人因为被误认是她而遭到殴打。在泰国，我们的员工走在街上，罪犯从背后袭击，他在医院待了两个星期……在有些国家，罪犯会被……枪毙。”戴马克能听懂的中文不多，能说的就更有限了，但“枪毙”二字，他用的是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边说还边用手比划出手枪的样子。
“如果我贩卖大麻或海洛因，被逮住后会被关进监狱甚至处死。如果我贩卖盗版产品，能获得更大的利润，却什么事都没有。贩毒直接危害人的生命健康，因此政府会介入。但如果我是犯罪分子，我知道贩卖盗版能赚更多钱，却不会入狱，我会停止贩毒，开始卖盗版。”戴马克的观点是，盗版应该被归入刑事犯罪，并且应该把盗版者“都关进监狱”——在他看来，盗版者们之所以没全在监狱里，那是因为很多国家“有很高层的势力保护他们”：“在马来西亚有，很高层；在泰国，很高层……在菲律宾，警察高层卷入了盗版，他们自上而下地保护盗版分子。”
虽然美国电影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是全世界盗版率最高的国家，但戴马克依然承认，在中国没有这些危险的罪案发生，因为“犯罪分子们很聪明，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胆敢这么猖狂，政府会摧毁他们”。
目前，美国电影协会在中国的主要工作是与政府部门合作，对相关行业施加影响力；进行市场调查，追查跟盗版有关的具体地址。
对这种工作，美国电影协会高级副总裁艾理善并不陌生，加入协会之前，他是律师，更早之前他还当过便衣警察，像侦探一样追查国际诈骗案，他有段时间曾为港督彭定康工作。对他而言，目前这份工作，“集合了警察的工作、律师的工作和政府的工作”。
艾理善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中年人，他每次来中国，都会提着公文包，亲身暗访当地城市的音像店，看看又有哪些店在卖盗版碟，然后悄悄记下店名，有时候也掏出相机偷偷拍照留作证据：“我们会追查出盗版目标的具体地址，与各个国家的政府调查人员合作，帮助他们更有效率地工作。”
广州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总队会根据美国人提供的“情报”出击，但更多时候依靠的是自己的线索。对这些以查缴盗版为工作的人而言，打击盗版斗智多于斗勇。
“保护知识产权首先应该是民事的，但美国希望把反盗版变成刑事执法，因为他觉得民事既费时又费钱，刑事案件花钱少，诉讼快。但刑法不能包打天下。” 国家文化部文化市场司稽查盗版的负责人同意盗版危害大，但并不同意打击盗版一定要动用刑事手段。
“可能会有些人不愿意你收缴他的碟，但在音像店和地下加工厂，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暴力抗法的。”执法总队的负责人自己经常去查盗版。7月27日，执法总队联合萝岗区执法队，在山下村一个农民出租屋里，没有受到任何阻挠，顺利查到53万张盗版光碟。他现在最大的难题是：音像店里看不到盗版了，是不是音像店就不卖盗版了？
广州市海珠区一家音像店，是美国电影协会点名指出正在贩卖盗版的40多家店之一，执法总队也接到过群众举报，说那里有盗版卖。可无论执法队员何时临检，看到的都是正版，店里四周的墙壁敲上去也都是实心的：“我们观察了很久，发现从厅的位置看，里面应该是厕所，但厕所的空间又非常小，感觉有块空间蒸发掉了。”最后他们发现，墙壁上有一个没有接电线的插座：“插座就是门的开关，他们用水泥板镶了一扇钢门，非常隐蔽，我们在里面查获了3万多张盗版音像制品。”像这样的密室，他们一共查到了3个。
从国家版权局公布的数据来看，从1997年以来，全国版权部门查缴的盗版音像制品数量逐年增加；2005年知识产权专项行动年，全国共出动397万人次，收缴各类违法音像制品1.6亿多张；2001年至2005年，全国共查出盗版音像制品超过6亿张。
11个部门打盗版
“以前盗版片子的字幕上几种文字：英文、法文、西班牙文、日文、中文，最近增加了韩文。” 文化市场司稽查盗版的负责人要熟悉盗版的各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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