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所谓的“转机”就是富士康的索赔额已经从3000万元降到1元，其被冻结的财产也被“松绑”，他和他的“战友”王佑可以稍稍舒一口气了。
北京青年报 吴琳琳
■翁宝出生在海南的翁宝199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首份工作是广州粤港信息日报记者，之后在《南风窗》任编辑部主任、《南方都市报》任经济部副主任，目前在《第一财经日报》任编委。
■王佑上海人，毕业于东北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已经工作了四年，第一份工作是在《上海经济报》任记者，此后，在《第一财经日报》任产经中心记者，主要负责跑工业。
一方是全球福布斯富豪榜以23亿美元身家排第198位的郭台铭投资的富士康科技集团，另一方是一个市场化媒体以及这个媒体中的一名编委和一名普通女记者，如此悬殊的差距让这起富士康天价索赔案震动了国内外新闻界。
这个案件的主角《第一财经日报》的编委翁宝和记者王佑也迅速“成名”，而翁宝无奈地说：“这样的成名，我不要也罢。”
记者从翁宝的博客中了解到，8月30日他已从上海来到了北京，经过多方打听，昨天早晨8点左右，记者在北京一个位置偏僻的小旅馆里找到了翁宝。凌晨4点才睡下的他被从熟睡中叫醒，他的第一句话便是“事情有转机了”。这个所谓的“转机”就是富士康的索赔额已经从3000万元降到1元，其被冻结的财产也被“松绑”，他和他的“战友”王佑可以稍稍舒一口气了。
■三天仅睡了10个小时
记者：7月中旬接到财产被冻结的通知之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您在考虑哪些问题？
翁宝：研究富士康这个企业和郭台铭的性格。
记者：你的家人是什么时候知道的？他们是不是很伤心？
翁宝：昨天在机场给妈妈打了电话，电话一通，妈妈就哭了，那种凄厉的恐惧我终生难忘。我知道，我最难以承受的终于来了，他们也是昨天才知道，家乡里都传开了。妈妈在电话里一再哭着重复说：“儿子，我们是好人，好人有好报，你现在一定要坚强。”
■采访有没有失实？
记者：采访的基本事实有没有失实的地方？
翁宝：我现在是当事人，对这个案件叙说一些细节现在这个时间还不合适，这些可能会成为富士康的证据。其实，在苹果公司的报告中，已经提出了“超时工作”，而富士康是苹果的代工企业。
记者：在审稿的时候，有没有和记者反复强调事实一定要准确？
翁宝：当时我不在报社，正在外地出差，我不是编辑，也不是当天晚上签版的编委，但平时重大的选题都是由我来策划的。我相信记者，也相信每个人都是性本善的，《第一财经日报》的记者，基本的新闻伦理还是有的。
■起诉前和富士康有过两次沟通
记者：在被法院冻结财产之前，富士康方面来找过你们吗？
翁宝：我们做过两次很顺畅的沟通，富士康当时通过熟人联系了我们，当时我作为报社编委分管产经中心工作的领导接待了他们。他们当时提出，不要再报道了，他们压力太大。此后我们又出了一篇报道，他们又来找，做了和第一次同样的表示。当时我没有给予任何肯定答复。
事实上，按照常规的反应，如果我们报道错了，采访对象会打我们的热线进行投诉，显然当时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的。
后来第三次要约见面的时候，富士康方面说台资更高层希望到上海之后和我们吃个饭，但是由于时间问题几次都没有凑到一块，最后定在某天的7点钟，但当天4点钟富士康方面打电话，说他们领导被深圳市的领导接见赶不过来了。在大概一周之后，王佑收到关于冻结财产的通知。
记者：开始的态度与后来富士康的一系列行为好像很不相符？
翁宝：我个人了解，郭先生这个人非常强硬、非常有主见、非常有能力，他力排众议。作为个性很强的人来讲，他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就是因为他有很大的个性。
这期间我收到冻结通知的时候，我给郭先生本人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我对这个事情的立场和判断、建议。
记者：从力量对比来看，目前您仍不占优势，打算如何应诉？
翁宝：这个案件出来之后，得到多个法律界人士的支援，我们也有免费代理这个官司的律师，我们会组织一个非常庞大的律师团。
记者：读了您的博客，感觉您很“脆弱”？
翁宝：平和对待不等于不据理力争，我以德报怨，这是个人的道德和修养问题。
■富士康曾另有解决方案
记者：富士康撤销了财产冻结申请，并将索赔额从3000万元降至1元人民币，您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翁宝：昨天上午9点多，一位同行告诉我的。
记者：当时是不是比较激动，我在王佑的博客上看到，这是事情发生以后您第一次笑？
翁宝：还比较平静，连日来的胶着状态已经让我非常疲倦，没有兴奋的力气了。这次只是富士康诉讼策略的重大调整，事态的发展还有待观望。我认为他们主动调整是必然的，但这么快会有转变是意料之外的。
记者：您推测富士康为什么突然降低索赔额？
翁宝：昨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