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情况非常艰难，你要是不能理解，我们就分手！”已经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多，王涛(化名)放下电话，又一次有了内外交困的感觉——这种感觉，他在7年前刚到美国时有过，那一年，他和一同从北京来纽约的妻子离了婚。
现在，王涛和身在上海的女朋友又到了濒临分手的边缘，而起源正是今年7月开始的公司全球裁员计划。现在，他仍在美国硅谷intel总部工作，但职业生涯的压力，第一次如此真实的出现。
这同样是intel的压力——上一次大规模裁员，已是十年前的事情。3个月前，intel发布了有史以来“最令人失望”的一份财报——2006年第一季度净利润同比下滑了38%，今年以来的股价下跌了22%。今年7月，公司首席执行官欧德宁表示，必须削减掉冗员，为公司节减开支。随后9月5日，intel宣布裁撤大约15000名雇员。
这是与公司规模相符的裁员链条——先是全球裁掉1000名经理，之后intel印度裁掉1000人，紧接着9月初，intel马来西亚也开始第二次雇员自愿解职(vss)计划，最终可能裁员1000-2000人；而以色列、新加坡等也都进入了裁员范围。
intel中国还在惶惶等待具体裁员方案，总裁杨旭说，“中国将不是重灾区”。但在硅谷早上7：00，王涛刚踏进办公室准备新一天工作时，大洋彼岸的那一端，北京时间晚上11：00，中国深圳，晓林(化名)正在写博克，而标题就是——我被裁了！
硅谷：王涛的压力
2004年7月，王涛进入intel做芯片研发。他喜欢以工程师文化为主导的企业文化——只要做好自己手头的技术活，其它轻松而简单。他的经理brown每天早上11：00到办公室，对下属非常宽容。周末是固定的休息时间，王涛和朋友相约去打篮球，跑步，去郊外爬山，这样的生活，稳定而惬意。
但这样的轻松王涛享用了不到两年。今年6月，事情开始发生变化。一些陌生人出现在公司——他们开始在公司各部门进行考察和调研，并和员工进行询问和访谈，分析部门的业务和开发情况。“这是专门请的一个咨询公司”，王涛说，公司内部隐约开始感觉到裁员的气息，“但那时候更多讲的是重组，把一些不赚钱的部门和业务卖掉”。
7月13日的早上，气息变成了实在的信号。王涛和其他员工一样，收到了一封名为“一个重要且艰难的决定：经理裁员”的邮件。而邮件的内容让他有些恐慌——“在公司全球范围内裁减1000个经理职位，这个决定影响到从公司高管到一线经理的各个层面”。
“第一个会是谁？”整整一天，办公室气氛凝重。晚上，王涛第一次在电话里和女朋友发了脾气，虽然知道女朋友什么错也没有，但王涛也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焦躁和不耐烦，同样是第一次不超过15分钟，王涛就匆匆挂断了电话。“裁员只是经理层面，也许和我们普通员工没什么关系。”王涛这样安慰自己。
变化异常迅速。第二天一早，王涛走进办公室，brown已经在座位上了，而那是早上7:30。突然之间大家达成了共识，在办公室工作的时间更长了——以往6:30下班的时间自然被延续到了9点以后，而王涛所属项目成员，也被brown召集搬到了一个房间集中进行开发，“大家集中在一起便于讨论和沟通，有利于增加效率”，brown的解释让大家明白，今后要更加努力才会保住这份不错的工作。
至于以前被天经地义认为是休息的周末，也成了加班时间。女朋友在msn上一个又一个的留言还有一封又一封的邮件，王涛都挤不出时间去细细回复。
8月5日，王涛所在部门宣布，在新的一批裁员名单中，在intel长期实行“two boss”的管理制度(即一个部门有两个老板主管，或者两个部门并行，但同时两个老板主管)被暂停了，而被裁掉的就是不直接主管王涛的另一个经理。
“其实公司因为经理扩张太快，造成每个决定同期论证和达成共识的周期很长，所以每一项决定的效率很慢，这也是从经理开始入手裁员的原因。”
王涛说，这次所有裁员的部门和人员，都由咨询公司经过调查分析，按照严格的内部评估确定，这也是为什么这次裁员的部门还涉及一些赚钱的部门的原因。“通常一个经理带9-10个人才能形成一个部门，如果人数不够就合并，然后多余的就裁掉。”
王涛开始担忧，更意识到保住现在这份工作的重要性。他给自己算了一笔帐——在intel薪水每个月不到6000美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每个月各交100多美金，还要缴40%的税，另外还要供车，每个月600美金的房租，还有一部分要寄给国内的父母，当然还要为女朋友来美国读书存钱。
而压力仍在持续袭来。王涛第一次给女朋友的邮件里写到——“如此多的同事离开了公司，恶劣的工作环境让我无法平静，我感到巨大的压力。”那一天是8月19日，一个星期后，另一个项目组又被裁掉了。
深圳：晓林的打击
“允许我在这里吐一下口水先，因为我实在是太悲痛了。”只有在博客的天地里，大洋彼岸的晓林(化名)才能放肆她的情绪，因为她清楚知道，自己被裁掉，“并不是个人原因，纯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