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部分企业的招工难、‘用工荒’现象，比往年来得早，而且会去得晚。”在长三角经营多年人力资源业务的上海天都人力资源公司总经理昌梦晨说。
眼下，长三角地区部分企业用工短缺再一次“如期而至”。天都公司共管理8000多名派遣制外来务工人员，但去年年底约有800人离职。目前100多家企业客户中，相当一部分“急着要人”。
上海新坤豪职业中介所，春节后至今，已经有30家单位来登记招人，约20种岗位，需求约10000人，而前来登记的求职者在3000人左右，缺口约7000人。
招工单位都是急于用工，需求量大的是制造业的普工。如松江区一家电子厂需要招5000名一线工人，目前只能招到2000人。此外，不少企业急需电焊工，一般只能招到总需求量的1/10。
在出口加工型企业集中的昆山，遭遇用工短缺的企业也比比皆是。昆山仁宝电脑工业有限公司介绍，目前仁宝电脑在昆山拥有大约4万名员工，50%-60%员工为外来务工人员。春节以前，许多员工返乡。目前，该公司一线工人用工缺口在5000人左右，技术工人的缺口为40-50人。
1月初深圳市宝安区劳动部门启动的一份春季企业用工需求调查结果显示，523家参与调查的企业中有475家企业表示春节后要招工，新招员工达15.3万人。据宝安区劳动部门推断，宝安区节后用工缺口在20万人左右。
面对“招工难”，多数企业开始提高薪酬，希望尽快招到人。深圳人才大市场调查显示，71%的参会单位提供的职位薪酬较去年同期有所增加。同样，在佛山、顺德记者调查发现，这里的劳动服务中心给出的最低工资是1500元左右，较去年有大幅的提高。企业给的工资待遇普遍增长了20%左右。
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是世界毛织业的重要基地。春节假期刚过，在大朗镇象山工业城看到，不少工厂门前挂出横幅或贴出告示，“急招大量男女普工”等。很多公司提供了包吃包住、月薪过两千元等条件。有些公司不仅承诺提供免费食宿，还有年终奖、带薪年假、带薪婚假、生日奖金、社会保险等。
东莞市泰业纺织制品有限公司，该厂提供的招聘条件甚至包括了报销返程车票，并承诺新手和熟练工分别涨薪300元和500元，不过即便如此，这家公司如今仍旧处于经常性的缺工状态。
东莞市的情况在整个珠三角已较为普遍，广州市人力资源，目前广州地区企业求人倍率约为1.36：1，即每个求职者有1.36个岗位空缺。岗位多于工人，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情况明显。
在上海火车站、职介所等地发现，这几天回流的外来务工人员有增多趋势。去年年后一些企业农民工补员较快，一些企业在上半年基本上能达到平衡；而从这几天的情况看，今年很多企业用工缺口填补难度加大、周期更长，形势不容乐观。
用工荒还进一步向安徽、河南等传统的农民工输出地蔓延。据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年底，安徽全省缺工超过50人的企业达2300余家，缺工总数达到25万人。今年春节后，全省企业还计划招工25万余人。
“以前去安徽、河南等地中专技校招人，学校常会在校门口拉上横幅，写着‘热烈欢迎上海企业来我校招人’等。这两年就不再有这种‘待遇’了，因为很多当地的用人单位也在抢着要人。”昌梦晨所述颇能说明问题。
在甘肃省两个劳务输出大县秦安县和陇西县举行的两场劳务用工洽谈会现场看到，参加招工的企业月平均工资都在2500元到3000元之间，比往年大幅度增长，不比东部一些地区给农民工开出的工资低。尽管如此，这些企业还是受到了冷遇，部分企业竟然连一个工人都没有招到。
然而要付出更高的工资，提供更多的承诺，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而言，意味着更高的成本和投入。
在广东东莞和江苏昆山经营着两家精密五金制造企业，最近两年为了能够保证企业正常运转，给工人开出的工资已经越来越高了。“以前完成100万元产值需要支付的工资大概是8万元，现在已经上升到了12万元，50%的工资成本涨幅对于我们这些主要依靠劳动力成本取胜的小企业而言压力已经大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日前宣布，从3月1日起，广东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将提高18.6%，其中广州市的标准将增至每月1300元，为目前全国最高。虽然大部分企业开出的工资早已远远高出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可是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意味着加班费和社会保险金支付基数的提高，对于企业而言同样意味着成本的大幅上涨。
一些工人在受访时表示，各地大幅调高最低工资标准，给他们要求提高待遇以底气。此外，不断上涨的物价，也使很多打工者的薪酬预期“水涨船高”。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年轻劳动力对生活质量要求提高，即使企业主动涨薪，仍然难以满足员工的期望值。
订单在增加，工人却流失，春节后集中显现的招工难、用工荒让长三角不少企业“头疼不已”。为缓解矛盾，各企业使出了“三十六计”。归纳起来主要有：
中智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管理咨询中心针对上海地区的调查数据显示，2010年离职的劳务工中，薪资因素占58.8%的权重。可见，直接或间接提高工人的待遇，能在一定程度上“拴住”员工的心。
江苏谷登工程机械装备有限公司，去年已给员工涨了10%工资，目前普工月薪在3000元左右，公司还为新员工安排培训。
一些春节期间面临严重用工缺口的企业，从大中专、技校中招聘一批“寒假工”解燃眉之急。上海天都人力资源公司，一家从事手机电线生产的企业为填补春节期间用工缺口，特地委托天都公司从河南商丘、平顶山等地大中专院校学生中“紧急”招聘了一批“寒假工”，为期一个月，上海闵行、奉贤等区多家制造企业都临时招聘了不少技校学生工，在年前上岗。眼下开学在即，这批“寒假工”即将离厂回校，一些企业生产线将再次出现人手不足的情况。
上海徐汇区一家餐饮企业负责人，现在饭店服务员十分紧俏，公司常年使用“老乡带老乡”的办法补充员工。每个老员工，如果能带一个老乡来饭店上班且干满三个月，便给老员工200元-300元/人的奖励费。不少人力资源中介也采取这样的办法扩大招聘面。不过，一些求职中介，以前农民工往往和亲戚、朋友一起结伴出外打工，“老乡链条”紧密，但近年来，进城农民工中“80后”、“90后”明显增多，不乏一些独生子女，独立性强、流动性大，“老乡带人”难度越来越大。
浙江金华的今飞集团今年设立“工龄工资”，以后员工按照工龄，每年上涨120元的工龄工资，民企主动设立“工龄工资”制，最早出现在宁波的一些企业。两年前，宁波鑫洋电器公司率先实行工龄工资制度，使得该企业职工流动率不到3%，远低于行业内20%的水平。目前，工龄工资制已被浙江、上海等地一些企业效仿。
上海华日服装公司的工会主席朱雪芹说，为留住更多农民工，节后公司向员工发放每人200元—300元的“开工红包”，加班费也有所上涨，“钱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让员工感受公司的温情和诚意”。在长三角，这几年不少企业为员工盖起了宿舍，设置篮球场、游泳池等设施，增加有组织的旅游、娱乐活动，逢年过节甚至还为前来探亲的员工亲属报销来回路费。
这些招人、留人的办法，一定程度上能让企业“缓一口气”。但不少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最低工资标准和社会保险等费用都面临上调，用工成本可能增加30%左右；而原材料成本也在不断攀升，利润空间有限，企业为员工加薪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了。
为何用工如此紧张？从表面看，这与外贸需求复苏、一部分外向型企业订单增加，致使劳动力“供不应求”有关。但连年不断的招工难、用工荒有着更深刻的原因。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这是在沿海地区近年来经济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劳动需求结构变化与供给相对不足这一矛盾的集中反映，也是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例长期偏低而城市生活成本又大幅刚性上涨导致的必然结果，还跟内地不少省市经济快速发展、就业机会增加、薪资待遇提高，使农民工纷纷“回流”返乡有关。因此，随着产业调整转移进程的加快、区域之间比较优势的弱化，部分地区劳动力资源供不应求的问题将在一段时期内持续存在。
今年的“民工荒”“招工难”比以往来得早、来得猛，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当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产业结构中服务业加速提升，农村劳动力加快向工业转移，长期受压抑的劳动力收入不可持续。种种迹象表明，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已经结束。”
目前，国内许多经济学家发表过类似观点。所谓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由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这一理论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
“无限劳动力供给终结后，我国劳动力市场开始进入存量劳动力竞争时代。在剩余劳动力消化殆尽，劳动力增量受限的情况下，各产业必然要在既定劳动力中展开竞争，劳动力因各产业间的生产力变化而进行再分配或许将成为常态，由此带来的‘摩擦性失业’也将不可避免。”
在济南举行的一些招聘会上，拿着大堆推荐材料的大学生依旧是求职主力，一些学生表示，要想找一份满意的工作比较困难，一般本科生毕生后每月1500元即可满足。但在劳务市场上，却出现截然不同的情况。一些农民工工资已超过100元/天，并且他们对找工作充满信心，对涨工资充满预期。
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的就业偏好不同，他们更倾向于劳动强度不大、工作环境相对舒适的工作。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例长期偏低而城市生活成本又大幅刚性上涨的情况下，对比留在家乡的同乡人的生活，重新外出的农民工纷纷要求老板涨工资已不奇怪。
在山东农村，除了外出务工的以外，许多人选择在家发展蔬菜种植或养猪养牛，间或在附近工厂干点零工。
近年来，正是国家惠农政策力度的加大及农产品价格的不断上升，使农业对劳动力的吸引力日渐增强，更多的农民开始选择留在家乡创业。
另外，随着我国东中西产业的梯次转移，劳动力在东中西部之间的竞争今年尤其明显。东部企业自雇大巴车开进村接人的现象并不少见，四川、安徽、湖南等一些劳务输出大省的部分企业也出现不同程度的“招工难”现象。东中西地区间的产业转移导致劳动力“截留”，成为导致东部民工荒加剧的原因之一。
河南安徽 留守儿童问题是许多农民工不愿再外出主因之一。一些农民工已经意识到留守儿童引发的严重问题，并开始采取行动。
全国妇联的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其中14周岁以下的农村留守儿童约4000万，近三成留守儿童家长外出务工年限在5年以上。对许多留守儿童来说，爸爸妈妈就是电话里的声音，长期亲情缺失，代管不力，留守儿童问题已经引起了在外务工的农民工的严重关切。
2月12日，在浙江义乌人才市场，一位快递公司的招聘者坐在贴满招聘启事的告示板前。他已经连续招聘了三天，但是没有招到一名员工。
春节过后，东南沿海的劳动力缺口再次出现，“用工荒”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今年的“用工荒”比以往来得早、来得猛，甚至蔓延到传统的劳务输出大省安徽、河南等地。
在中西部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增加，东南沿海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劳动者和企业都被推到了一个再次选择的十字路口。劳动力缺口的背后已经不再仅仅是企业能否招到工人的问题，产业布局、薪资水平、社会保障等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开始在“用工荒”的大背景下逐渐显现。沿海地区对高技能人才的吸引力还是很突出的。历年的跟踪调查显示，近年来来沪求职人员的素质有明显提高，且其从业志趣和岗位选择也在变化，一些条件较好的“高素质农民工”更趋向于在劳动条件好、人力资源回报率高的行业工作，有向高端产业、高端岗位发展的动向，体现出该群体体面劳动的诉求。
相关区域应进一步大力扶持、发展高技术含量的第二产业及新兴的第三产业，合理吸纳、引导外来求职人员，适当满足其择岗择业要求。在应对“流出”部分劳动力的过程中，应吸引更多高素质、高技能劳动力“流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