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佩华
艾伦·弗里德曼
在贸易和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上，中美工人的利益诉求并不一致。但这次在中国劳动合同法上，美国工会又站在了中国工人一边。
与以前相比，中国工会已经突破了很多框架，但他们还没有学会如何与资本进行斗争，他们也没有意识到他们将在改善世界工人的利益上扮演重要角色
艾伦·弗里德曼，一手安排了刘诚教授3月份的美国之行。艾伦在美国做了25年的工会组建工作，5年前来中国，现在和丈夫一起在中山大学任教。
陈佩华，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近20年来一直在做全球劳工领域的研究。目前她正在和北京大学联合做一个关于沃尔玛新组建工会的调研。
上周，南方周末记者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分别访问了艾伦和陈佩华。他们以海外观察家的身份，各自详谈了对中国工人以及中国工会的观察。
美国工会正在改变态度
美国工会正在改变他们的态度，包括劳联产联也在慢慢改，尽管这次中国劳动合同法事件他们没有发表公开声明。
南方周末：艾伦女士，您为什么要为刘教授安排如此密集的美国之行？这次访问的效果如何？在两位看来，美国的劳工组织和国会是否已经开始转变对中国工会的态度？
艾伦·弗里德曼：刘教授此行有几个目的：(1)把中国政府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通过立法来提高劳动保障水平所做的努力告诉给美国的法学专家、工会成员、政策倡导者、记者和政府官员；(2)在中美劳动法研究者和实践者之间建起学术和业务交流的桥梁；(3)鼓励美国工会领导人改变孤立全总的态度；(4)通过尝试限制跨国资本的剥削行径，来帮助提高中国和国际的劳动标准。
刘教授的这次访问很重要。尽管是非正式访问，但他在劳动合同法的研究上和全总有紧密合作，对中国政府如何处理劳工问题，他有独特的思考。刘教授抵达之时，正是全总加快推进在外资企业(如沃尔玛、富士康等)成立工会的战略之时，因此美国国内对此事的关注程度很高。
这次访问中，我们安排刘教授与美国工会高层领导人以及政府官员和美国国会议员会面，我相信这有助于增加更多的进步的思考。例如，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主席leo gerard和澳大利亚工人联盟副主席paul howes就发表了支持劳动合同法的声明。美国劳联产联的财务长richard trumka也非常友好地接待了刘教授。这些都是国际劳工团结的重要新迹象。
陈佩华：美国工会正在改变他们的态度，包括劳联产联也在慢慢改，尽管这次中国劳动合同法事件他们没有发表公开声明。虽然美国一些工会组织很多时候不愿意公开地说中国工会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他们也知道中国的工会起了很大作用。
中国工人和全球工人面临同样问题
美国、中国和全球大多数国家的工人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工作越来越临时化，工作没有安全感，经济脆弱，没有收入、医疗或社会保险的保障，工人面临着随意的规章制度和解雇，没有有效的途径组建工会。
南方周末：两位对中国劳工状况有什么印象？如何看待中国在保护全球工人权利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
陈佩华：大家都知道，中国工人状况总体上说不好，但我认为也还需要分开看。
农民工大多是在亚洲的外资企业和中国的私营企业里工作。所谓的亚洲的外资企业，主要是指来自香港地区、台湾地区、韩国、日本和新加坡的外资企业。这些企业在全球供应链上主要是供应商，出口很大。在亚洲的外资企业和中国的私营企业里工作的工人，他们的工作条件一般都很糟糕，工作强度却很大，并且基本没有达到合法的小时工资。
如果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独资企业，或者是和国有企业合资的企业，工人状况通常还比较好。
由于中国制造业非常强大，所以中国工人的工资影响着全世界工人工资的标准，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尼、越南。如果中国的工资标准定得低，他们也没办法。有些国家有独立工会，比如印尼、孟加拉、印度，但有什么用呢？工会的作用有时候是有限的。
不过，中国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角色和重要性。
艾伦·弗里德曼：对于中国工人，我有以下几点观察：
首先，美国、中国和全球大多数国家的工人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工作越来越临时化，工作没有安全感，经济脆弱，没有收入、医疗或社会保险的保障，工人面临着随意的规章制度和解雇，没有有效的途径组建工会。
其次，中国工人的工作得不到保障是全球新自由主义的直接结果。新自由主义的目标是通过资本不受约束的自由流动，提升资本的短期收益。这是通过全球的自由市场化、削减政府管制以及对劳工及环境的伤害来实现的。这一趋势在美国和世界大多数国家越来越明显。
